伯母的烈属证

小弘虫

伯母的烈属证

陈强伦

  新春佳节，与小妹去看望老姐。老姐在威海东海新区居住，80多岁了，我们每年春节都要与她聚一聚，叙叙旧。闲聊中老姐拿出一个《革命烈士家属证》，这使我深感意外，想不到这个烈属证老姐至今还珍藏着，这实在珍贵。

革命烈士家属证

      老姐从层层包装取出来后，我发现烈属证是用现在见不到的一种“油纸”包着的。这油纸一面是原色白纸、一面是釉层红色亮面纸，可防水。由于包装年久，烈士证已被油纸上的红色沾染。

      烈属证纸质尚可，印刷也很规整，虽年代久远，乏黄胎软，边沿和折叠处有破损，但字迹清晰可辨。烈属证呈双折合页状，展开宽18厘米，长12厘米，对折后，烈属证就变成了四个页面，首页封面上端是一个标志性彩色图案，图案的正中心是红色的五角星；红五星的下方是黄色的旭日，光芒四射；两边金黄的麦穗环绕着红五星，上端为弧形的蓝色齿轮；两边各有四面红旗向斜上方伸展；红旗的下摆束起，促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飘脚悬垂。整个图案庄重肃穆，舒展大方，在那个技术落后的年代，能印刷出如此精美的图案实属难得。彩色图案的下方正中印有“革命军人烈士家属证”，左侧“山东省人民政府”，右侧“证字第1725号”（编号毛笔填写）。展开内页，第一页印有如下竖排繁体字：“兹有陈秀伦（姓名毛笔填写）同志在伟大的革命战争中为完成中国人民给予的光荣任务壮烈殉国其家属应享受烈属待遇除依法给予抚恤外特发此证以资纪念。主席康生。副主席郭子化。公历1950年7月7日（月日毛笔填写）。”加盖大红印章“昆嵛县政府印”。第二页，烈士家属姓名：林基芳。性别：女。年龄：45（实际年龄43）。籍贯：山东省昆嵛县文山区沙子村。成份：中农。烈士名字：陈秀伦，年龄：18。入伍时间：1946年。牺牲时间：1947年。牺牲地：即墨。部队职务：九纵机枪连。此页也加盖了大红印章（骑缝），字迹无法辨认，估计应该是部队的章。背面即封底，印有注意事项三条。仅此。

      烈属证不大，信息量不少。经老姐同意，我将烈士证带回，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了解，力图还原那段不被家人了解的历史。

      烈属证上的山东省主席康生：山东胶南县(今属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胶南名门之后。1898年，生于山东诸城。从1948年起，先后担任中共山东鲁南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949年3月至1954年8月，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后因与饶漱石不和，借口养病长期不理政事，颁发烈属证时康生实际已不理朝政。

  作为饶漱石这位老革命家，是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就是他请进来的。饶漱石建国前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华东军区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是康生的顶头上司，但康生孤傲自大不甘听命于饶漱石。

  山东省副主席郭子化：江苏省邳县（今邳州市）郭宋庄人，1895年生。抗战爆发后，担任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委员，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领导发动鲁南沛县、滕县、峰县武装起义，成立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康生托病不出期间，郭子化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后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分管中医工作。

  昆嵛县：文登自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建县一直没有更名。1940年2月18日文登城被侵华日军占领并统治，国民党县政府提前跑路。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12月，为适应抗战需要，将文登县分为文东、文西两县。1945年春,文东县复称文登县，文西县改称昆嵛县。1956年3月，文登、昆嵛两县合并，重称文登县。1950年政府发烈属证的时候，沙子村属昆嵛县，故盖有“昆嵛县政府”大印。

烈属证的持有人、烈属林基芳是我伯母。烈士陈秀伦是我堂哥（伯伯的儿子）。

伯母林基芳

     沙子村，现为文登区龙山街道办事处沙子村，位于文城西北8里路方向。明末建村，因三面山岗呈簸箕状排列，每到雨季三股山洪对冲，在此形成一个巨大的冲积沙滩，村名就叫做“沙子”。我们家祖上是大户，明末，祖先从河北省密云县转来，在村北头平坦处盖有一个孤零零的四合院，8间正房，8间南倒厅，东西8间对口厢，院子中间一堵南北墙，将大院一分为二，分别由两个过道出入。东西两院又在中间各砌一道墙，将四合院分成四等分，本家祖四户人家在四个方块里世代繁衍，和睦共处。四合院的前面还买有能盖如此两个四合院大的空地，因清末家道败落，这块空地一直空着。瘦瘦是个骆驼，尽管不如兴盛时昌隆，至民国时期家境还算可以。10几亩土地勉强维持生计。我伯父给财主赶马车往烟台送货，那时的马车夫如同现在的大货车司机，很吃香，一年的收入可养活一家人。烟台1861年8月开埠，是新兴的开放城市，花生、蚕茧、海盐等农副产品需求量很大，青年时期的伯父赶着马车不间断地在烟台与文登之间来回拉货。伯父长得帅，身板健壮，人也憨厚，就有人将汤南村林姓木匠的女儿林基芳介绍给他做媳妇。汤南因位于七里汤温泉之南而得名，村里整体较富裕，林木匠家境也不错。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伯母，据说年轻时养尊处优，很是漂亮端庄，个头不矮，细皮嫩肉，一双小脚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因条件优越，结婚比同龄女子较晚。与伯父结婚时，家里配送了全套实木家具和大量穿戴用品，林基芳随嫁妆来到我们家，成了我的伯母。

      在伯父结婚的前一年，本村一姓王的牲口经纪在烟台某柜上借了三十块“大头洋”，因那边要得紧，这边过去送也不方便，王经纪就请我伯父帮着给还过去，伯父出于好心答应了下来。 还钱那天，恰巧掌柜不在，天快黑了伯父也着急回返，就将这三十块大头洋交给了柜上的伙计，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转交掌柜，伙计头点得像捣蒜。结果这家伙当面捣蒜，背后捣鬼，没有将大头洋交给掌柜，而是私装腰包了。烟台掌柜找沙子王经纪要钱，王经纪找伯父，伯父找伙计，伙计不认帐。这样循环往复焦点集中在伯父身上。王经纪紧追不放，待伯父再去烟台，伙计一枪打了个兔子——影也不见了。伯父背了黑锅，王经纪非要他赔偿不可，天天过去闹腾，伯父商量父母（我爷奶）卖几亩地赔偿人家，可那时是伯父的奶奶（我太奶奶）当家。刁蛮的太奶奶不但不同意卖地，还天天责骂伯父“败家”，家里乱作一团。伯母已身怀有孕，受不了这种氛围，就到汤南妈家躲清静去了。伯母走后，这个王经纪整天过去追讨，伯父承诺等年底东家发工钱了再想法凑齐还他，王经纪不肯，当面不依不饶，背后到处造谣，不明真相的村里人议论纷纷，财主也在王的鼓噪下不用伯父赶车了，伯父被逼上了绝路。为了证明清白，伯父喝砒霜自杀了。

      有一天，闲住娘家的伯母接到沙子村传来急讯，说家中有事，赶快返回。当骑着毛驴走到村口时，就见村人对她嘀嘀咕咕，指指点点，她预感有些不对劲，回到家中，见丈夫的尸体已挺在正间地下的门板上。伯母如雷轰顶，顿觉天塌地陷，一头扑在冰凉的身体上嚎啕不已。

      伯父死后不久，儿子（陈秀伦我的堂哥）降生，那是1930年9月，伯母23岁。可怜的孩子出生就没见到自己的父亲，这叫“遗腹子”，在农村称为“背生子”。有人劝伯母改嫁，可她坚决不同意，觉得孩子尚在年幼，上有公公婆婆、下有年少的弟弟妹妹，不忍心离去，婉拒了不少“热心人”。孩子一天天长大，公婆一天天变老，弟弟妹妹一天天成长。

堂哥陈秀伦

  虽然出生没见过父亲，但堂哥陈秀伦的童年并不寂寞，他有个只大他8岁的叔叔（我父亲）和大他2岁的姑姑（我小姑）和他一起玩耍。文城街里有两家亲戚，我父亲经常领着他去文城赶集，走走亲戚，做个零星小买卖，伯母则专注于家务。

陈秀伦8岁那年，我50多岁爷爷奶奶同一年去世（太奶奶在伯父自杀的第二年也跟着走了）。爷爷奶奶去世时我父亲16岁，我小姑10岁，伯母突然成了家中唯一的成年人，一切重担从此全都压在伯母幼嫩的肩膀上，那年她才30岁。为了生计，伯母既要种菜种地，又要缝补衣裳，推磨做饭，终日操劳不停。

      从沙子去文城必经柳林村，伯母的姑姑（堂哥的姑婆）嫁柳林村，父亲和堂哥赶集回来常到这个亲戚家蹭饭吃，这家亲戚对他们很好。

  谁知，世道突变，打乱了百姓本就艰难的生活。1939年3月8日(农历正月十八)傍晚，近百名日本鬼子在铃木的带领下侵入柳林村，日军当晚宿于该村，第二天血洗文登城。那年堂哥9岁，正月二十日，堂哥与我父亲又到文城，路径柳林时，被亲戚拦下，告诉他们不要进城，并诉说了日本鬼子在村里的毒行。日寇在柳林村挨家挨户抢劫，凡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有阻拦就打。鬼子把姑婆的金耳坠薅了下来又要摘金戒指，戒指撸不下来，残忍的鬼子竟用匕首将姑婆的手指割断，把戒指抠走，残指扔给狼狗吃了……。看着亲戚擎着的残手，父亲和堂哥愤怒不已。姑爷说：“没把头割下来算烧着高香了！”又听姑爷说日寇在文城烧了不少房子，两个亲戚家的房子也都被烧毁了，堂哥非常气愤，说长大了一定要拿起枪，打死这些日本强盗。

    1945年日本投降，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胶东军区主力除了少数部队留下，其余全部响应中央指示，渡海北上支援东北战场。蒋介石在美军的帮助下，向胶东大量运兵，企图乘虚而入进占胶东。胶东军区急需兵源，在各县广泛开展征兵活动。这时候的陈秀伦已长到16周岁，十分想去参军杀敌，只因他是家中的独子（我父亲也是独子），不符合应征条件，堂哥没能与同村的热血青年一起带上大红花，心里痒得难受。1946年3月的一天，他背着母亲，借赶集的机会偷偷跑到新兵集结地——鬼子曾经的大据点文登师范。

  晚上堂哥没回来，伯母心里着急，到处打听消息，有人告诉她可能跑去当兵了。这还了得，儿子是娘唯一的依靠，那能让他离开半步，何况儿子已经有了对象，都“下柬”了。在当时，农村找对象一般分为“说媒、看人、喝面汤、下柬、结婚”五步曲。到了“下柬”这步，只等择日结婚了。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哪还了得！

  第二天天不亮，伯母扭着小脚，走了10多里路，打听着来到文登师范，找到部队首长，说明了情况。首长很重视，问孩子叫啥名字，伯母只知道小名叫“虎子”，大名说不出，这令首长犯了难，就让她到操场高处看看哪位是他儿子。伯母来到操场一看，黑压压一片全是年龄差不多、样子差不多、穿着新军装的青年，伯母的头都大了，直到收操开饭也没找出儿子。中午在部队吃了一顿好饭，听了一顿好言，伯母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回村的山路。回到家天色已暗，伯母的心更是暗到了极点。晚上整夜没睡，外面稍有动静就以为儿子跑回来了。

  对于参军动机，1961年2月的《山东省革命烈士事迹调查登记表》中有这样的描述：“秀伦同志恨透了地主阶级不劳而获，专靠剥削穷人过活，他就理想着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一场春雨满地新，来了亲人八路军，把我们的家乡解放了，看到了推翻不合理社会制度的良机已到，所以投身革命工作。”陈秀伦由于体格健壮，行动敏捷，脑瓜灵活，学习刻苦，很幸运地分配在胶东军区5师13团直属机枪连，这令同时参军的老乡兵羡慕不已。对于他参军后在部队的表现《烈士调查登记表》中也有记述：“入伍后，一贯是勤学苦练，无论技术怎样好，从不骄傲，和同志们团结的很好，表现的特别亲热和善。可是一听说打仗眼就红了，恨得咬牙切齿，每次战斗里都表现得非常勇敢。”

胶东军区5师13团

  胶东军区5师13团是山东唯一一支有红军血统的部队。13团前身是1935年由文登昆嵛山“一一四”暴动诞生的红军游击队，与当时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一起，为北方仅有的两支有红军血统的八路军部队。1937年12月24日，胶东特委在文登组织发动了天福山起义，以这只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三军西上后与活跃在蓬（莱）黄（县）掖（县）一带的抗日武装合编，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39年9月，5支队遵照山东纵队的要求进行第二次整编成立13团。13团3营营长于得水，就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长、天福山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教导员张玉华，早期在天福山一带闹革命，是天福山起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45年，大军挺进军东北，山东主力部队尽数被抽调，13团亦在名单之列，但许世友考虑今后胶东老根据地发展没有主力部队真的很难，而且许世友内心真的不舍聂凤智和他的13团，便向上级报告说聂凤智得了肺炎，且属于开放期。于是吴克华率胶东八路军主力开赴东北，聂凤智的13团留在山东。这个团后来成为27军的源头部队，是27军的头号主力团，同时也是我军战斗力最强的团之一。在聂凤智的带领下，仗打得漂亮，武器装备好，全团几乎清一色三八大盖，轻重机枪也有不少。日伪军一听说13团来了就绕道避开。地方部队也常常借用13团来吓唬敌人。根据地老乡一问你们是哪支部队的，战士们就把手中的三八大盖拍得啪啪响，无比骄傲地回答：“俺们是13团，老虎团的！”1947年1月，该团随所在师编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为第25师第73团，1949年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青史留名的“济南第一团”就是这个团。在每次重大战役中，该团几乎都担任主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足迹遍及胶东的每一个角落，从胶东各战役、到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后赴朝鲜作战，血战长津湖，打出军威，打出国威！

参加即墨一带的数次作战

  陈秀伦入伍到5师13团时聂凤智已上调，夏侯苏民任团长，期间主要在即墨一带作战。

1946年5月20日，赵保原杀害了胶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辛冠吾，许世友大怒，迅速调来13团攻打赵保原。这是陈秀伦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机枪连是主攻中的主攻，他们采取“猛虎掏心”战法，首先摧毁赵保原的指挥中心。当夜，赵保原逃跑到奎光门时，被追赶的机枪连击伤倒地，战士们蜂拥而上，赵保原掏出手枪自戕。这次战斗13团切断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公路及水路的全部交通，同时也缴获了敌人大量轻重武器。赵保原的脑袋被割下来，送到莱阳游街，挂在城墙上示众。陈秀伦目睹了这一切。在他看来，蒋匪军虽然武器装备好，但实在是不堪一击，由此更增加了他的作战信心和勇气。战斗实践中，他学会了机枪的维护保养和射击操作。

      攻克胶县、高密两城后，陈秀伦所在的机枪连随部队乘胜东进，攻打即墨城。在南海军分区独立团第三营和特务营配合下，1946年6月8日，13团向即墨内城发起总攻，12日打到即墨城外围。14日夜，攻克城关，守敌暂编12师2团、山东保安15团及游杂部队2300多人退守城里。15日夜，5师发起总攻，13团机枪连奋力扫射，但受到了敌人强有力的阻击，伤亡较大，机枪手身负重伤被抬下火线，作为副手的陈秀伦接过机枪奋力抵抗，自此升为机枪手。

      16日，守敌乘我调整部署之机，弃城南逃，我军于城南阻截，机枪连发挥了巨大作用，歼敌大部，即墨城第二次解放，陈秀伦尝到了杀敌的滋味和操作机枪的快感。战至16日，13团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连克胶、高、即三城，共歼敌8489人，赵保原暂编第十二师主力大部被歼。6月下旬，13团机枪连随胶东军区实施战略转移，陈秀伦扛着机枪，昂首挺胸走在队列里。

      国民党为挽救败局，急调驻广东的54军，于6月17日在青岛登陆。22日向我进攻，以图夺回即墨城，巩固崂山地区。为保卫即墨，13团在凤山、训虎山、大庙山、阎家岭一线全面阻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由于连续作战，机枪得不到维护，陈秀伦总是抓住战斗间隙对机枪进行拆卸擦拭，机枪成了他的命根子。一天夜里，机枪刚刚卸开，零件放在包布上，正在一件件擦拭，突然接到转移阵地的命令，他让助手收起包布，将零件捧在怀里，行进过程中，他摸着黑，从战友怀里一个个取出零部件，到达预定地点枪也组装好了，马上投入战斗。机枪嘎嘎嘎响，敌人一片片倒下。经7天的攻防争夺，13团歼敌4个营，以最小的代价达到了迟滞敌进之目的。

  几场战斗下来，陈秀伦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机枪手，其机智勇敢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在1946年9月的平度战斗中，13团再次担任主攻，夏侯苏民指挥部队攻破平度城，活捉了国民党中将王铁相。接下来的高密战斗，13团团长夏侯苏民不幸被敌炮弹击中，英勇牺牲。后被胶东军区追授为“战斗英雄”称号，政委孙同盛任13团团长兼政委。

喋血普东

  在《文登革命烈士英名录》中，记录表哥陈秀伦的牺牲时间:“1947年01月”,牺牲地“即墨普东战斗”。

      即墨县普东村，也称下普东（现在的普东镇），位于即墨西北部，是连接胶东与内陆的咽喉。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这里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当年这里发生的“普东战斗”也非常惨烈。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即墨的实际控制区北到灵山，西北到普东。普东北面8公里有条流浩河，胶东军区5师就在河北岸活动。流浩河南面数公里处有几个村庄，属于双方“拉据”的中间地带，白天驻普东的国民党兵常过来袭扰抢劫，老百姓苦不堪言。我胶东军区决定拔掉普东这颗钉子。许世友司令员亲自调兵遣将坐镇指挥，称“普东之战必须获胜”。

      1947年1月24日，阴历正月初三，这年的春节，即墨的天气特别寒冷，朔风怒号，滴水成冰。据当时的《青岛民言报》报道：“连日来朔风凛冽，天寒地冻，数十年未遇的寒潮侵袭即墨大地，昨晨（正月初三）二时，温度零下19.5摄氏度，严寒之烈为近廿年来罕见。在即墨城西北30里处的下普东村——国军在青岛市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突然枪炮声大作，杀声四起。驻扎在该处的国民党山东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喻啸牧部做梦没想到，在天寒地冻的大新正月，解放军胶东部队会从天而降，突袭下普东。”

  下普东村西南10公里是胶济铁路上的南泉火车站，那里驻有国民党第54军198师一部。54军是美械部队，是陈诚“土木系”二号骨干部队，其36师曾做过国民政府警卫部队。在下普东村西南方5公里的时于庄和王演庄驻有国民党警备第三旅第8团，在下普东村正南8公里的刁村岭是个制高点，岭上有碉堡，驻有国民党军54军198师一个步营和一个炮营。

  下普东当年是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大村，筑有坚固的围子墙，墙高3米，底端宽6米，墙外挖有2米多深的壕沟，外墙立陡，深壕外遍布鹿柴、蒺藜、铁丝网，内墙有斜缓坡，守军可以轻松的上去防守。围墙开有四个门，每个门口都有碉堡和机枪，村内外明碉暗堡密布。

  国民党警备 3 旅 7 团，辖三个步兵营及特务连、通信连、迫击炮连共1500余人。团部率特务连驻守村南门西小土围里，这个南门小土围是在团部周围又筑了一个坚固高大的土围子，此处是最后被攻克的。

    敌一营守西北角至东北角，二营守西南角至西北角，三营守东门及南门以东。各处阵地均设有重机枪和多挺轻机枪，火力强大。敌警备三旅虽不是国军主力，但其中有很多从莱阳、海阳、平度等县逃过来的、家里被分了家产和土地的地主富农子弟，这些人对我军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顽抗的也最凶狠。

  这是块难啃的骨头。许世友说“越是难啃的骨头啃起来越有滋味。”许世友指挥胶东警备三旅担任主攻，专门对付国民党的警备第三旅。胶东警备三旅旅长孙瑞夫、政委刘中华，这两位是从天福山起义后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走出来的优秀指挥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兵分三路由西南、东南和东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

  初三（24日）下午15时，我胶东军区各部队进入阵地，16时整，炮火轰鸣，总攻开始。30分钟后，我炮兵将村东南角的敌炮楼击毁。陈秀伦所在的13团机枪连抓住战机组织火力迅猛突击，干净利落全歼守军一个排，敌排长只身逃进村内，13团1营3连从南门突破，攻入村内，因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进，又被敌人反击出去。18时许，我军开始四面围攻。13团1营于围墙东南角爆破成功，但敌人的轻重机枪火力猛烈，突破口被封锁，未能突击进去，进攻再次受阻。战至24时，我军在机枪的压制下，控制村西大部阵地，但此处靠近工事坚固的敌团部，遇到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一夜，至天亮前，我军攻击几乎没有进展。除村西一部和东北角一隅外，其余大多控制在敌人手里。天亮后，攻占村西部的我13团，因敌炮火猛烈封锁而被迫退出村外。至此，打了一个下午外加一整夜，除东北角一隅被我军攻占，其余竟然还被敌人牢牢控制！

      后经指挥部研究，决定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力量和炮火打掉敌东北角的核心碉堡。在炮火和机枪掩护下，攻进东北角的15团一部和外面的13团里应外合，于25日（初四）上午10时，一举拿下小高埠上的核心碉堡，歼灭敌核心火力支撑点。核心碉堡被我军攻下后，敌军防御开始动摇。我军攻入村内展开巷战，与敌人逐街逐屋争夺，村内的民房早已被国民党军打通，各家各户是连着的，守敌的转移、运动非常迅速。敌军在每条街道上都修有工字型路障，几乎每个胡同口都筑有暗堡，有的暗堡修筑的非常隐蔽，在孙家胡同口有一处碾盘被敌人改造成暗堡，在此处敌我死伤很多，攻克这个暗堡后，从暗堡处人家的猪圈里拖出13具国民党军的尸体，可见此战的艰难惨烈。

  战至中午时分，除南门敌团部据守的土围子外，村内大多被我军攻占。下午15时30分，我军开始总攻，机枪连随总攻部队一起往村里猛冲。正在此时，从流亭机场起飞的两架敌机飞临村庄上空，向我军冲锋部队扫射投弹。连长大喊一声“卧倒！”不幸的是，冲锋中的陈秀伦和部分战友被飞机上的机枪射中。陈秀伦身负重伤后，仍然坚持着架起机枪向敌人做最后的射出，后因失血过多，当场牺牲。在《烈士调查登记表》中，对陈秀伦的牺牲过程有清楚的记载：“有一次在即墨（普东）和敌人接火了，秀伦同志不惜自己的生命英勇奋斗，身上受了几处重伤，他想，头可断血可流不打败敌人不放手，所以他用尽了力气，射出来最后的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了敌人。秀伦同志因为流血过多英勇地牺牲了。

      有了飞机的掩护，负隅顽抗的敌警备三旅7团团长喻啸牧得以喘息，换上伙夫的衣服趁乱逃跑了，但所部官兵伤亡殆尽。国民党青岛最高军事长官警备司令丁治磐在日记中写道“下普东之战我伤亡900人余，已无兵可再守，遂放弃之”。《即墨县志》载称：“此战俘获国军千余人，毙伤400余人，缴获步枪774支，轻重机枪50挺，迫击炮6门，小炮两门，掷弹筒20个，胶东军区各部牺牲122人，负伤698人。”

      普东之战，我军牺牲了不少优秀指战员。作为机枪连的机枪手，作战中由于身处机枪阵地，相比于爆破和突击等最前线的战斗单元，牺牲的概率相对较低，若不是遭遇空袭，堂哥陈秀伦也许能经历9纵的所有战役而荣归故里。但人生没有也许。

烈士牺牲之后

     陈秀伦牺牲后，忠骨葬埋于即墨的青山，最终伯母也没有看到儿子。1946年3月参军，1947年1月牺牲，牺牲时刚刚17周岁（烈属证填写18岁虚岁）。在他走后的一年里，孤独的伯母受了哪些煎熬，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抹掉了多少眼泪，心在嗓子眼上挂了多久，常人难以想象。

  烈士牺牲的消息报回沙子村，噩耗告知伯母，伯母的心是怎样一种感受，常人是可以想象到的。经历了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双重打击，使年近40岁她一度失去了活着的希望。她也想找点砒霜跟儿子一起投奔丈夫而去。然而她有心却不忍心。17岁的儿子牺牲了，兄弟（我父亲）还没找媳妇，小妹（我小姑）也快到了出嫁年龄，一走了之，谁给他们俩找对象，谁给他们张罗婚事。为了抚慰这位可怜的大嫂，我小姑与她不离左右，白天陪着她一起干活，晚上陪着她一炕睡觉。慢慢的，伯母的心也放下了，加之村里对烈属有特殊照顾（安排劳力帮着耕种），政府每月发放烈属抚恤金（两块钱），吃粮也按村里的平均口粮标准免费发放，生活逐步走上正轨。转过年，伯母托人帮父亲介绍了一门亲事，并全程主持操办了婚事。两年后小姑也在伯母的操办下打发出嫁了，以嫂子身份担承了母亲的角色。“老嫂比母”的美德在我们家得以家体现，村里人谁提起谁夸，都说这样的大嫂打着灯笼难找。

伯母始终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兄弟姐妹6人，出生从来没找“接生婆”，全部是伯母帮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全都是伯母把我们看大的、喂大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伯母是我们的奶奶呐。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上山干活，伯母就是我们的保育员、保护伞。父亲回来探家，凡带点好吃的总是先给伯母吃。我们家的仁孝家风就是从伯母身上创立的，这种家风一直延续至今。

      我家大姐初长成，我父亲就让她与伯母生活在一起，托付她日夜陪护伯母，终身照看伯母，后来户口也迁到伯母名下，成了伯母的女儿。大姐远嫁威海东海边，把伯母也带在身边，伯母没向男方索要一分钱的彩礼。姐夫对她很孝顺，热炕头倒给她，鱼虾海鲜天天吃，享老福了。伯母是个不爱闲着的人，姐夫外面上班，姐姐炕上绣花，伯母操持家务，我姐的两个孩子也是她一手看大的。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兄弟姐妹经常骑着自行车，跑百余里的沙土路去东海边看望伯母。大姐对伯母的照顾无微不至，伯母生活非常幸福。

      1981年春的一个早上，大姐锅上做饭，伯母灶前烧火，突然头一歪，倒在了灶前，突发脑溢血的伯母毫无痛苦地走完了74岁人生路程，寿终正寝于大姐家中。我们兄妹雇车将伯母的遗体拉回文登火化，骨灰葬埋在祖茔伯父墓旁。

追寻烈士的战斗足迹

      2025年清明节，我驱车200公里来到青岛市即墨区浦东村，该村离青岛较近，原属普东镇，后普东镇与大信镇合并为大信镇，浦东村拆分为上普东和下浦东两个村。在村里随便一打听，老百姓都知道当年在这里打过仗，死了不少人。一位60多岁买水果的黄先生说，他小时候经常听老人说那场战斗，说他们村住满了敌人，四外修了好几个碉堡，打仗之前老百姓都提前跑到北面“八路”（其时已改为解放军）控制的区域，仗打了好几天，机枪大炮一个劲地响，天上还有飞机。八路军直往上冲，最后敌人被消灭了，村子被攻下。战斗结束后，他父亲和同伴们去捡铜帽（子弹壳），捡回家倒了满满一铜盆子，黄灿灿的。问到牺牲的革命烈士埋在哪里时，黄先生说，牺牲的八路军战士都就地掩埋在村西南方向的一块高地上，坟包不少，但坟包前面没有墓碑，只在墓地前面有一个大的石碑，石碑有一人多高，他小时候经常在石碑上爬上爬下。石碑正面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着战斗经过和烈士的名字，普东公社的中小学生每年清明节都到这里扫墓，还有人给学生讲战斗的经过和英雄的事迹。我提出让黄先生领着去看看那座陵园，看墓碑上有没有堂哥陈秀伦的名字。他说，前几年搞开发，那个陵园被毁了，现在已经是一片住宅楼，什么也看不见。我问墓碑呢？他说墓碑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普东村卫生室的孙先生告诉我，他家的房子旁边就是村委大院，这个地方当年就是兵营，日本鬼子在这里驻扎过，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军队住在这里，解放后解放军在这里有驻军。部队撤走后，这个地方归村里，后来村委会在这里盖了房子。听老人说卫生室和村委的这个位置，当年就是国民党的指挥机构，是最后被拿下来的。孙先生说你早来几年，烈士陵园还在，部队的营房还在。可惜现在已找不到原来的模样了。

  在村民的指点下找到原来城墙的大体位置，“普东普旺小超市”所在的地方当年建有一座坚固的堡垒，解放军在这牺牲了不少。

  看普东周边，无山无岗，一马平川，成片成片的麦苗平铺在大地上，高速公路纵横其间。在这种无遮无拦的地形打仗，敌人依靠坚固的堡垒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负隅顽抗，我军从外围平地上攻打，确实有难度，确需付出很大的牺牲。如今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枪炮轰鸣，堂哥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容颜。堂哥在此牺牲死得其所，无上荣光，我为我的堂哥骄傲。

  没有追寻到烈士的痕迹，但还有大姐为我们留下这张珍贵的烈属证。这个穿越75年的烈属证将成为我们的传家宝，将如我们的良好家风一样，世世代代传下去。

  陈强伦，威海文登人。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理事，文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散文《五片桃酥》被《时代文学》刊载；散文《百岁英模王淑贞》获山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文学征文比赛二等奖；散文《燕子相伴》获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第十七届紫香槐杯全国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散文《凤鸣朝阳梧桐庵》获山东省文学期刊社举办的“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文学征文”二等奖。出版散文集《故韵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