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获死刑，白银案“杀人魔”高承勇的“心灵史”

闲来一碗红烧肉

“我们是人渣吧”，高承勇曾对他的一个同学说
3月30日上午10时许，
宣判消息传了有半年多，死刑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自去年7月白银案开庭审理后，辩护律师朱爱军发来的消息一直在变：“说是（2017年）8月最后一个周五宣判”、“又没通知了，可能是下周”、“宣判可能要到十月底”、“宣判估计是明年1月”。
朱爱军解释：“我对高承勇的11起案件其中的1起提出的是无罪辩护，所以法院判决会更慎重，迟迟没宣判，可能与此有关。”
3月27日，官方公布宣判日期。朱爱军电话通知高承勇的妻子，对方反应很平淡。“只说知道了，连宣判具体地点都没问。”而高承勇的高中同班同学、城河村村民曾玲（化名）则说，“村里要炸锅了”，她说，这两年都没见高承勇的妻子回村，她躲在外面，老屋一直空着，钥匙在一个表亲手里。
高承勇老宅200米外就是城河村古民居修建工程，去年夏天动工，进展顺利。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作为兰州首个国家传统村落，正在大力打造以宗族文脉为亮点的旅游产业。
2016年8月26日，高承勇落网，震动两千多村民：那个给众多受害人制造家庭悲剧，在28年中给白银市民不断带来莫名恐惧的人，竟然是他们眼中老实巴交的高承勇。
虽然高承勇高中毕业后去了白银市等地打工，但直到38岁，他才真正搬离家乡，因此城河村是他性格形成最重要的地方。他的所有情感支持系统，包括亲戚、族人、朋友、老师、同学，几乎都在这里。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采访到他们当中的12个人，试图揭开“杀人魔”重重谜团的一角。
朱爱军说，如果我们能够把高承勇这个案子研究透了，就能预防以后出现类似情况。

高承勇的AB面
二姐夫：“他是家里最被孤立的人”
2017年8月，白银案开庭审理的消息公布后，我见到了高承勇的姐姐高荣（化名）。
敲门进入，塑料卷帘掀开，碎花短袖的她正在墙壁斑驳的厨房摊鸡蛋饼。
高承勇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最小，和大姐年龄相差20多岁。在高承勇落网后，媒体找到原本住在城河村的高承勇哥哥，发现他已搬离。而嫁到外面的姐姐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高荣嫁到当地水川镇一个偏远的村子，离城河村有40分钟车程。
得知因为她弟弟的事而来，高荣血脉贲张吼出一句：“不要给我提这个人，出去！”
离高荣家不远，也是在水川镇，我见到了高承勇的二姐夫、头发花白的瘦小老人张田（化名）在马路旁开着一家小卖部。
高承勇的二姐多年前去世，张田一个人生活。他说高承勇比他爱人小20多岁，是姐弟数人中最孤僻的人。
“平常他也不来我这，我也不理他。妈爹都去世了，他和姐姐姐夫们都关系不好，性格问题，他不爱作声。”
张田说，逢年过节，他的爱人等姐妹跟高承勇的哥哥有来往走动，但是高承勇几乎不和他们串亲戚。“高承勇跟他哥哥矛盾大，分房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问题。”
按照一些村民的描述，高承勇的哥哥在上世纪80年代就搬离了祖宅，村里凡有亲兄弟的家庭，都习惯大儿婚后另立宅基地，小儿陪同父辈住祖宅。高承勇分的是老宅，分家时与他的哥哥有经济纠纷。
离城河村村委会不远的高承勇老宅，紧锁的铁制大门已经生锈。邻居介绍，这处老宅，是1986年高承勇结婚时，与哥哥分家所得。
1988年，高承勇妻子坐月子时，高承勇常无端消失，并没有宗族表兄弟等人主动帮忙，村民说，高的妻子只好扯着嗓子勉强要点馍馍饱腹。
有村民回忆，高承勇其实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双胞胎兄弟，20岁时拉空船回岸采石，被缆绳打落到黄河里吞没，有人见高承勇到失事处哭过。
高承勇的父亲1984年去世前瘫痪了好几年，有村民回忆，那时高承勇守在床前端屎端尿，每天给父亲擦洗全身，甚至在父亲发病时，半夜骑自行车到距离青城镇30公里外的白银市去买药。
针对这个细节，朱爱军律师曾当面问过高承勇：“高承勇跟我说是事实，老人是他这边照顾的，而且是他送走的，人是具有多面性的，他在外面不断制造惊天血案，但是对老人还能尽孝道。”
高承勇的“孝道”，在同村高家五爷爷看来，是“严厉教育出来的”。他说高承勇的父亲生前性格倔强，被村里人称为“包公”，容易翻脸不认人。而高承勇从小内向，说话都不敢大声，见面羞涩一笑，礼貌问好。

对外人因高承勇的事前来探访，其姐非常排斥
铁哥们儿：“他说，我们是人渣吧”
葡萄藤和梨树在城河村最常见，蓬蓬勃勃，但果实秀小，品相不好。在这个旅游名镇的十字路口，城河村的几位花甲老人在地上铺上麻袋，站在摊后卖力吆喝。
他们给我指点迷津：“问高承勇的事，就找张武（化名），他俩关系最好。”
在一处有梨园的农家乐，我找到了这个白净的男人。他的话音混杂在麻将声中，高冷范儿：“打牌呢，你们走！”
“你忙，我就坐一边。”我不甘心。
“我不会给你说什么，我心中，高承勇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走！”他斩钉截铁拒绝。
两天后，在另一家面积更大的梨园兼农家乐，我和城河村委李书记聊天。一个60多岁的大妈，来反映土地被征用赔偿太少的问题。“那地不管咋说，每年种果子，是实打实的，现在一月就80元补助。”
李书记解释着政策，有个人过来帮腔，正是张武。他终于愿意坐下，和我谈起高承勇。
“我们两个有三像：没考上大学，都出去打工，我们都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儿子”。
“你和高承勇关系好是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应该是这样，同学们都出去走，都考上大学，我们在农村里。按照我们自己的说法，‘我们是人渣吧’（高承勇对张武说），也是一种心里阴影吧。”
张武对外说过他和高承勇的外出经历，在落榜一年多后，1986年，他们结伴第一次出远门，去了青海做倒卖藏刀的生意。沿途扒火车，凑钱买刀，回来时在兰州和白银沿途卖刀，那时牛肉面两毛九分钱一碗，卖掉一把刀，够两人一两天饭钱。
“浪了四五十天，回来还是那些钱。那是闯社会的第一步。”
在和高承勇贩刀后，张武说自己还在北京新发地、河北等地做果蔬生意，他强调是自己开店，不是给别人打工。
高承勇和张武一样，离开村庄，梦想用知识开创一条新路，他去903工厂倒卖废金属，炼过炉，做过小生意，等等。然而钱却没那么好赚。
律师朱爱军说，高承勇对他说，外出打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
张武说，他和高承勇在乡村和城市游荡的那些年，教育改变命运的事例冲击着他们。高中他们那个复读班，一半同学考上中专、大学，留在了城市，有的成了机关的科长、处长。他和高承勇都很要强，从不跟那些有出息的同学联系。
儿子上大学，是张武口气最温柔的话题。
“我们之所以当时没好好念书，吃了亏，是因为我跟他一样，爱好不好。我们从小赌博。所以我们对子女的教育都比较重视，这一点是共同的。”
张武也不理解高承勇的行为。高承勇落网前，回村还去他家吃过饭。他认为高承勇不是坏人，只是有难言之隐。张武的微信朋友圈，有自家卖菜的广告，有农村征地的政策文件，但没有关于白银案的任何信息。

高承勇曾就读的青城中学
高中老师：“没考上，有人疯掉了”
在青城镇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巨大的红条幅悬挂在空中，上面写着：庆祝青城中学22名同学（共40名学生）考上重点高中。
笔直再往前，地势渐高，高高的台阶尽处，就是高承勇的母校——青城中学。
青城中学建于1931年，由北平朝阳大学毕业生关紫清先生辞官返乡创办，办学宗旨是“提倡职业教育，养成生成技能，劳动神圣”。上世纪80年代，在校生人数一度达到1200人。
1984年，高三复读一年的高承勇报考航天学校，分数差一点，再次落榜。（多年后，他的一个儿子考上北航，算是了了他的心结），复读两年的张武，也再一次落榜。
青城中学在官网上如此总结历年高考情况：“1984年到1988年高考名列榆中县前茅。1995年后初中教育质量起起落落，2000年后质量稳步上升。”
上世纪80年代，正是高承勇就读的时期，当时青城中学的校长是高华翰。高华翰家的中堂摆着“从教三十年”的荣誉勋章，患有高血压和肝病的老校长从床上起身招呼我。
同是高氏宗族，老校长说起“臭名远扬”的学生高承勇，声调也重起来。
“高承勇我还能记得，我教过他一年。不调皮捣蛋，看着还是很老实的。穿戴很朴素，因为他的家庭兄妹多，比较困难。考不上心理压力一般都比较大，精神上都有疾病。考上的成家立业，人家的生活都很好的，没考上的人就打工，知识也就白学了。”
高承勇上学时，青城镇的贫困落后，让高考被看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张文政2012年在《青城镇特色农业发展新思路》的论文中写到：20世纪80年代，青城镇经济发展极其落后，人多地少，经济来源单一且少，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由于耕作方式落后，农民想尽办法，依然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另一方面，交通不便利，生产生活成本高。
面对高考成绩，几家欢喜几家愁，上榜者光宗耀祖，落榜者黯淡压抑。
高华翰说，青城镇有几个人甚至因升学失利而精神失常，“那时反差就这么大”，比如镇上白医生的女儿，升学成绩差了一点，不久就“疯了”。
如今白医生已去世，女儿已嫁到外地。城河村村民聊天时，还会提起“疯掉的落榜生”的故事。
城河村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宋女士，是高承勇的表亲。她记得几年前，高承勇来家里坐了20多分钟，聊天中多次感慨对当年高考失利的遗憾。
“高承勇那次路过我家，问起我家娃上学，他说他考学就差1.5分，要是努力一下就把这1.5分挣了，不会像现在这样到处打工。”

在校长的记忆中，高承勇并不调皮捣蛋
五爷爷：也许他在掩人耳目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高承勇开始去白银、内蒙等地打工。
当时青城镇经济发展落后，只有两条路通往外界，一条是经山路通往兰州市榆中县城，一条经青城桥通往白银市。通往榆中县城的山路狭窄多弯，遇雨雪天气相当危险。青城镇虽然隶属兰州市，但村民多选择去距离更近的白银市打工。
1988年，24岁的高承勇第一次在白银市杀人。此后，他试图回村务农。
高承勇的五爷爷说，1992年高承勇承包了大队的地做种植大棚，但“技术不行，那时已经做了案，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才种大棚）”。
张文政教授的论文描述：“青城镇的贫困，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改善。农民开始学习种植塑料温室大棚，作物主要是黄瓜和西葫芦，结瓜时由菜贩子统一收购，运往周边城市。但是几年后，随着大棚普及以及蔬菜品种、产量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再次陷入发展困境。”
1992年种大棚收益不佳，很快，高承勇就去了白银市打工。资料显示，1990年白银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1631元，是青城镇农民的4倍多，而两地之间只隔着一张0.7元的汽车票。
高承勇的小学同学国权回忆，1994年到1999年期间，他在白银市胜利街多次见到高承勇。那时他们青城镇老乡不少在白银市有名的短工市场胜利街打短工，高承勇也在那里趴活。
国权因工伤现在赋闲在家，他掏出各种药，认真算着他现在的生活重负，感慨打工的钱现在化作了医药费。
他说，在胜利街附近一家平房大院，高承勇和老乡有时聚着抽烟、打“拖拉机”，休闲放松。
以胜利街为中心，高承勇在白银市犯下的案子都在离中心半径不到1000米的范围内，1998年作案4起，其中一起案子就发生在胜利街。
胜利街货场，成群聚着等短工的附近乡镇的农民，天亮来，天黑去。他们有备而来，有的揣着工具箱，有的穿着工服。
“现在活儿不好找，有时一周都等不到。欠工钱的多得很，我还有个欠了3年的钱到现在还没要回。”
从小在白银长大的朱爱军律师，1998年家就住在胜利街。
“当年像高承勇这样的老高中生，不比现在的大学生差，是有些功底的。高承勇的签字力透纸背，字能写那么好的少见。和他出去一起打工的农民工，很多是文盲，他可能心里会有反差。” 朱爱军说。
一个可参照的背景是，1996到2000年，白银成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增长跌入谷底，失业人员剧增，公共服务滞后。类似高承勇这样缺乏技能的外乡年轻人，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希望渺茫。
高承勇离乡村越来越远。2002年他将家搬到了白银，抛弃了城河村的老宅和耕地。此后，他收手不再作案。他曾对负责此案的一名副检察长说：“一是因为岁数大了，没有那么多的冲动了；二是因为体力不行了，控制被害人越来越吃力；三是因为自己俩孩子都在白银生活、学习，不想因为自己影响他们。”
2008年，白银市被国家正式确定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而高承勇逃离的青城镇，却意外发现了丰厚历史资源，开始打捞复修古建筑，“青城古镇”横空出世，并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2年底，城河村入选中国首批传统村落。2014年，青城镇的产业重心逐步转向了果蔬种植和旅游业。
而此时，因为儿子上中学，全家搬到白银市租房住的高承勇，已经无法回到家乡。

白银市的短工市场胜利街，高承勇曾在这里趴活
高家族长：家规当施以鞭刑
在兰州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青城镇，高家祠堂是最重要的景点，始建于1779年，这里有道光帝御赐牌匾，还陈列了高氏家族7位文武进士的事迹。
高家祠堂守护人、族长高孝友，对“高承勇”这三个字格外敏感。
无论是高家祠堂，还是斯琴高娃在祠堂拍摄《老柿子树》、《黄河浪》影视剧积攒下的名气，都没有族人高承勇2016年被抓更有名。
高孝友有意避开谈高承勇的话题，但避不开的是，高承勇名字就列在《故条城高氏族谱》第474页。高承勇父亲一辈有6兄弟，“作”字辈，名依次为“荣华富贵财源”。高承勇的父亲高作华，排老二。
很多村民认为，应该把高承勇从族谱里删除，唯有高孝友斩钉截铁：“不能删！犯罪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名字，他姓高，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如果族谱里删掉他，后面就接不上了。”
高孝友说，如果按照过去的高家家法，高承勇犯案要被带到祠堂，适用“族规”如鞭打示众等，给予惩罚。
在过去，高家祠堂规矩严明。如今，祠堂更多是寻根祭祖的场所。
回溯故去，高承勇祖上也有过荫实的家境。民国时，高承勇的爷爷在镇上开中医诊所，受人尊敬。高承勇的父辈中，三爷继承医道，颇讲仁心仁术。如今，只有五爷高作财留在故土。高家有六七个堂兄弟都去了白银。随着“作”字辈的老人一一离世，“他们被裹挟在工业文明的各个齿轮上运转不歇，不再还乡，血缘的纽带只在族谱上才能寻到。”
我和高承勇的爷爷辈的高宗和老人聊天。他感慨高家大多年轻人在外地打工，没有过去那么团结。
“高家人一般都不联系，各有各的家事，各有各的条件。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你有钱有势了就被尊重，你没有了人家就瞧不起你。”

高家族长高孝友反对删除族谱里高承勇的名字，“他姓高，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删了，族谱就断了
辩护律师朱爱军：未解之谜
2017年7月，白银案庭审阶段，城河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工程-——罗家大院、城隍庙环境整治等各项工程正在快马加鞭。
曾玲是高承勇的高中同班同学，如今在城河村经营一家店铺，卖饮料食品和旅游艺术品。“我和老公都是高承勇的高中同学，我们一起高考落榜的”，曾玲不避讳谈这个老同学，“他被抓前一段，我们七八个高中同学聚会，他建了个群，把我拉进去，吃饭还照了一张合影。你看，他看着面善的很，胖乎乎，佛像，根本不像杀人犯。”
她从手机里找出照片给我看，但不允许拍照。照片上，高承勇站在后面一排，圆脸，精神头儿不错。那时距他被抓也就几个月。
而在高承勇落网前的28年里，整个白银城都处在一种人心惶惶的不安中。
朱爱军律师的父母当年支援大西北来到白银市扎根，他从小目睹父母不让姐姐穿红衣服、留长头发的往事，这几乎是白银地区父母们的集体行为。在从业20年后，他机缘巧合成了高承勇的辩护人。
朱爱军多次和高承勇交谈，发现难以打开他的心窗。
“高承勇这个人言语不多，非常冷静，语调听不出任何心理变化。我问很多，他的回复可能就是一两个字，或者嗯一声。我问他是不是感情上受到过伤害？他会反问，这个跟案件有关吗？”
冷静沉默的高承勇，让朱爱军开始研究起《变态法医学》，提醒自己不要按照常人的逻辑去交谈。“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找着高承勇为什么走到现在的原因。就像一个医生，碰到了世界级的疑难杂症。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案子研究透了，就能预防以后出现类似情况。”
朱爱军说，高承勇在看守所身体很好，唯一的毛病是腰椎间盘突出。
城河村有个村民去年在白银看守所待过几个月，他在里面见过高承勇，“他看上去挺好的，红光满面。每天吃饭，看电视，他饭量大得很。”他说。
2018年3月27日，得知高承勇宣判消息的曾玲，正在白银市参加秦腔演出，对于高中同学高承勇的犯罪之路，她还是疑惑：“现在我也弄不清，为什么高承勇就往那条路走？”
青城镇通往白银市区的通道是白榆公路，当地人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一片荒芜区。上了白榆路，更是人迹罕至。”
必经之道青城黄河大桥，那时是一座老旧的钢索吊桥。媒体报道，高承勇落网前几年，他和妻子每逢春节、清明，都会从白银回到青城，30多公里的路程，两口子会乘坐汽车通过这座大桥。
把白银市和青城镇分隔的黄河，有个河中岛。路过时，司机特意指给我看。
高承勇曾供述，他多次作案后从白银骑自行车回城河村，过桥路过河中岛时，他把割下的女性器官“倒进黄河”。